主持人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于无物中突围

——今天的长篇小说该写多长

讨论“今天的长篇小说该写多长”之前，难以对另一个潜在的话题视而不见，即“到底写多长才算是长篇小说”？对此多为约定俗成。参考目前一些主要文学奖项的评选规则，是将版面字数13万的小说算作长篇，大约相当于Word文档的10万字。而具体到作家笔端的篇幅控制，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那么讨论“长篇小说究竟该写多长”似乎是一个“有技术难度”的问题，其难在于标准的不确定，也关于创作自由，更进而，附加了时代审美的变迁。

之所以聚焦这一看起来难以讨论的话题，仍然要回到文学现象的凸显。在注意力最为匮乏也最为珍稀的时代，作家在长篇领域的耕耘尤为值得尊敬。这些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不但标志着作家的成熟，更似对消费主义、媒体社会、网络世界等共同造就的无物之阵的突围。

既然写作长篇小说是一项显而易见的艰苦劳动，我们不禁要问，“不得不写”的动力源自哪里？有作家曾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作为小说家，我们的工作就是以小说对抗匮乏，拒绝遗忘，建造持久而且具有意义的世界。在文学类型中，长篇小说最接近一种世界模式。我们唯有利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去抗衡或延缓世界的变质和分解，去阻止价值的消耗和偷换，去确认世界上还存在真实的事物，或事物还具备真实的存在，或世界还具备让事物存在的真实性。”在“新”“快”占上风的阅读语境中，正由于长篇小说在文学形式发展过程中“不合时宜”的一面，写作长篇小说才非常悖论地成为“最具时代性的一种举动”。对此，应不难枚举文学经典和当下篇幅越来越可观的长篇小说，引为印证。

至此，本期话题呼之欲出——“今天的长篇小说该写多长”？作家、评论家张柠在相关话题中谈到自己的见解：“写那么长，100万字，甚至更长，就能写出命运的长诗吗？不一定。写短就不能写出命运感吗？也未必。长度是唬不了人的。《哈吉·穆拉特》和《塔拉斯·布尔巴》都只有12万字，它们都不缺命运感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细节堆砌，情节啰唆，语言唠叨，下笔不可自休的写法，是到了该深刻反思的时候了……”我们认为，长篇小说篇幅之长短也是时候好好审视了。

本期《有态度》栏目邀请数位作家、评论家参与话题，从写作长篇小说的主体性、内在机制，影响长篇小说写作的外部因素，以及阅读长篇小说的理性判断、感性经验等方面展开讨论。

——栏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批评之前，我们能正确认识长篇小说的“长度”吗？

刘诗宇

今天谈起长篇小说的“长度”，似乎非议居多，认为很多小说写得太长，导致作品失去简约凝练，让读者有浪费时间之感。加上评论界更喜欢把“史诗”这个评价安在小说而非诗歌上，导致很多作家在不知是褒奖还是谎言的氛围里，把小说写得长看成是一种资格和本事。相比简单的否定、痛快的批判，我还是希望能先从个人最直观、感性的经验开始，说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在研究当下长篇小说之前，我并不反感“长”的作品。记得小时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个寒暑假读一部长篇小说，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读一点，细嚼慢咽，把自己带入故事，让虚构世界的光照进现实。那时候希望书永远没有最后一页，就像期待假日永远悠长，人间有不散的筵席。在这种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长性质的无功利阅读中，人是不会嫌书长的。

是否经得起慢读、重读，也不完全是艺术水准的问题。凤歌的长篇武侠小说《沧海》从2006年一直连载到2008年，总计17个月34期刊物，几乎贯穿我的高中生活。很难想象每晚站在摇晃、拥挤的公交车上，就着窗外不断后移的路灯，我也要把唯一的自由时间花在这部小说上。当时只恨每一期连载太短、每一处悬念太勾人，报刊亭前的等待有激情如火，书完结时有漫长的恍惚与伤感。后来也曾重读《沧海》，但已感觉到自己是在用现在的眼睛审视过去的人生，沉迷之中更多是怀旧意味。

今天人们读网络小说、看连载漫画或肥皂剧，大抵也是如此，审美之余更有心理需要。港漫《风云》连载时间超过二十年，虽然后来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一塌糊涂，但读者骂归骂，倒是少有人盼其真正完结，因为每月看更新已成习惯，是抵抗世俗侵蚀的一种仪式感。当我们讨论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时，应该意识到，如果能超脱批评或研究者的立场，其实无论对于好作品还是不那么好的作品来说，长度都不是一个“是非问题”。

我曾设想，好的小说就像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无论缩成绣花针，还是“晃一晃，碗来粗细，丈二长短”，它的质地和重量都不会变化，它是超越物理学的存在的。我曾经用一周时间细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个月读《西线无战事》。前者篇幅很长，涉及的故事时间很短，但质地极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译本仅十万字出头，却清爽舒缓地讲着更长的故事。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那么何时长度变成了“是非问题”呢？

大概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小说的主线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爱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极其自恋地东拉西扯，用支线和闲笔以及多余的对话、场景、议论来折磨读者。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里写很多长篇“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人灌水，惨不忍睹”，可谓恰切。这种情况其实没什么讨论空间，肯定是写长不如写短，甚至不如不写；而一些曾靠优秀作品证明过自己的“名家”也如此创作，也许除了被众人的吹捧遮蔽了双眼，更缘于文学问题变成了经济问题。

第二种情况更复杂一些。经常听到有评论家说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二天在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作者以及听众都点头称是。意气风发之余，也不禁让人有“两败俱伤”的想象。那个匆忙的夜晚里评论家必定如蜘蛛侠在城市高空飞荡，一边把地面的行人、车辆、街道都理解成有规律的重复，匆匆略过；一边与时间赛跑，路途有令人恼火的漫长。而作家在评论家倚马千言、口若悬河之际，知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细节里的匠心和机锋就这么被专业读者无视了呢？不忍猜测。

相比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更值得讨论。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在文学阅读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专业读者，有了透视小说的眼力，有了阅读的责任和评论的压力，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普通读者的激情和乐趣，不容易再产生爱上眼前这本书、依赖阅读的感觉。当今天在义务教育中忙里偷闲的学生，起早贪晚的上班族、创业者，退休在家的老人选择关掉影视综艺，放下游戏短视频而捧起一本长篇小说时，他们其实是满怀希望地作出了一种“选择”。而对于批评与研究者来说，必须无视喜好、优劣而转战于一部又一部砖头般“横空出世”的作品，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评论家也是“人”，当他们在近似的主题、重复的形象、乏味的叙事和语言中“累觉不爱”，选择用直觉和经验在文本中跳跃时，其实他们比谁都更盼望有一部真正能让自己有耐心逐字逐句读，感动、沉浸其中的作品。此时恐怕中等水准作品的长度与“有话不直说”，都会让他们难耐，只有杰作的长度才是有意义的，其他作品大概都是长不如短；而如若真的要仓促对作品发表评价，他们有时又只能倚仗最直观的书本厚度，来说一些“史诗性”“厚重”之类的话。

近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普通读者大概不会因为喜欢其他艺术形式而替文学焦虑，但对文学从业者来说，影视综艺、短视频游戏占据了人们的静态休闲娱乐时间，文学似乎就要被边缘化。一旦艺术问题有了生存的焦虑，对长篇小说“长度”的讨论也就有些变了意味。一些评论者认为长篇小说过长的同时，是担心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文学提供的吸引力或快感分量不足、门槛过高。

我认为这种担忧仍然有被评论与研究者身份遮蔽的可能性。对于我们来说，阅读长篇小说可能是工作和生活，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长篇小说仍然只是选择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受关注度作为评判标准，那么网络小说的风靡一定证明长篇小说过于雅正、深刻、短暂——而非篇幅过长了，但问题在于，长篇小说需要以网络小说的标准定义自己吗？

举个未必礼貌的例子，如果奢侈品开始与快消品比拼性价比，那么可以说奢侈品的“末日”便真的到来了。相比使用价值，消费者从来都更关注奢侈品的象征价值。随着新媒介艺术形式的娱乐属性不断升级，长篇小说乃至纯文学应该是进一步向着“奢侈品”的方向倾斜，但应该进一步强化艺术性和思想性——请注意，艺术性中天然地包含着可读性——给人以现实的启迪、审美的愉悦，而不是去争抢已经属于网络小说、网络游戏或短视频的休闲时间份额。这不是说文学就应该作出一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高傲姿态，而是说营销是营销，创作是创作，不能纯以“商贩”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一些纯文学作品在直播带货中斩获了不俗的成绩，说明文学品质始终是不会过时的；近些年我一直在追读的某些长篇小说，相比于作品的历史意识、人文情怀来说，炫目的动作与场景描写、代入感极强的情节模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综上所述，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作品确实差，应该进一步“脱水”；二是评论与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让我们对长篇小说的“长度”感到焦虑；三是新媒介发展、各种艺术形式变得普及的情况下，长篇小说的“长度”背负了一些不属于它的质疑。相比就那些好坏显而易见的作品再做是非批判，或是要给出长篇小说合适的长度在多少万字，我认为如何正确地认识问题，在今天看来也许更加重要。

作者简介：

刘诗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辽宁省作家协会特聘签约作家。评论集《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20年卷，小说《阿梅的故事》于2015年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电影剧本《一顶军帽》《夜市》分别入选第八、九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